在中国历史上，恒久的道统和来历的正当性对于某朝某代的政府具有重要的意义，就充分说明了文化传统与权威的关系。
因此，认同中共这种宪法地位者最多只能算给中共送了个顺水人情，且他们还不一定领这份情。所以，社会主义与宪政的关系，今天通常就是指现行经济政治制度与宪政的关系。
在这种状况下，不论我们大家如何想加强宪政具体要素的建设，往往都会被中共看成一种向其进攻甚至欲颠覆其执政地位的图谋。其实我自己对一个党固定处于执政党地位，心里有时也难免感到不爽——至少这种政党体制不能满足人追求新鲜感的固有本性吧。杨教授写道：作为西方现代政治基本的制度架构，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只属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而不属于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话说回来，即使将宪政单纯看做表述方式，胡锡进先生的说法也是错误的。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包括从主义的角度，找出中外宪政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见仁见智，应可畅所欲言。
理论学术界承认中共在宪法上享有长期地位，只不过承认一个明明白白、还远远看不到改变可能的客观事实。但更多的时候我又想，欧美学术界几乎都承认，在宪政的故乡英国，自1215年（英国文献有说1217年的）起就有了宪政，而那之后的几百年间，实际上都是专制君主在国家政权体系中唱主角，并没有多少民主因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行第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各级组织部门要把能不能依法办事、遵守法律作为考察识别干部的重要条件。
这些法治栏目应该成为领导干部学法用法的重要途径。在我国古代，统治者就很重视法律的学习。在唐代对普通文官的法律素养提出明确要求的基础上，宋代将法律考试纳入科举中进士、诸科考试的一项必考内容。近些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背后，或多或少地我们都能看到个别领导干部有法不依、徇私枉法的问题，这正是法律意识淡薄、法治思维不张的表现，也往往是引发一些群众不满的焦点。
比如，有的地方实施的行政诉讼绩效考核，将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率、履行法院生效判决等很具体的指标纳入考核体系，这就直接对领导干部个人提出了明确的标准，有利于在实际中更好地执行。负责实施法律法规的行政机关能否依法行政，对于社会的有序运行和法律的有效实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艾强，单位为武汉大学法学院。除了加强自学之外，组织开展专题学习也是提高法治能力的重要方式如一亩水稻用甲胺磷杀虫只需50-60毫升，折算亩成本约1.5元，但甲胺磷的替代产品，如用2%阿维菌素喷施一亩水稻，成本在15-20元，一次喷施农药成本就是原来的十倍，并且，替代农药易产生抗药性，必须增加用药量和喷施次数，这又变相增加了成本投入。因而，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必须考虑农民利益和他们的愿望，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必须与农民利益保障相结合。
因而，过分依赖监管并非法律实施的最佳选择。如农民使用的喷雾器60%以上仍是老式手动，农药利用率低，以致于农药推荐用量达不到防治效果。一斤散装大米是2元，而标有无公害标志的袋装大米每斤在6元以上，有机大米则在10元以上。在传统中国社会，家族、村社、行会等各类民间组织，都是官府治理社会的重要依托。
农业投入品的使用、生产标准的落实、生产者质量安全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农畜产品捕捞、屠宰、收获、病疫虫害防治，最终是由农业生产者完成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事关消费者生命和健康，消费者有权监督政府监管部门和工作人员、检测机构及工作人员的执法活动，有权揭露、投诉农产品生产者、销售者的不法行为，揭露不安全农产品，这是消费者知情权和监督权重要表现。
除此之外，监管工作人员素质、不同部门之间扯皮以及拖沓的工作作风无不使监管效果大打折扣。因为与农贸市场相比，超市经营者固定，信誉度高。
政府要承担一系列监管职能 ，就必然要形成与这些职能相应的机构和人员，造成政府机构的庞大，社会成本提高，人民负担加重。以行会为例，传统中国社会经济同样存在连带责任，通过行会将商户纳入组织范畴，通过组织内的相互监督形成的自律机制，既防止了市场连带责任的惩罚，保证商户整体利益，又与团体责任的治理之术相契合。理顺安全农产品消费渠道，改变目前安全农产品价格畸高现状，将安全农产品控制在合理价位，促进安全农产品消费，从而带动安全农产品生产。我国分散的种植养殖模式，决定了种植养殖行为的随意性，农民往往根据自己的时间和农业生产的需要施肥喷药，监管部门不可能对农民每一个具体生产环节实施监管。多年的教训早已证明过重的权力必然存在腐败，而监管范围越大，腐败机会就越多。这一方面应大力宣传，另一方面应发挥消费者组织的作用。
实际上，在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实施中，消费者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因而，在农业生产中如何使用农药、化肥、兽药、地膜等农业投入品，以及使用什么样的农业投入品、使用多少，农民往往从成本收益角度考虑，而这一点恰恰又是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关键。
三鹿奶粉事件就是典型事例。法律治理是社会治理的一个组成部分，政府监管和执法检查也只是社会治理一个方面，作为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治理的重要形式——法律实施不应仅仅注重监管部门的作用。
①徐建华：《.高毒农药替代品见效慢却卖这么贵？》，载2009年5月15日《南方农村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连带责任广泛存在，任何经营者的不道德行为必然株连其他经营者。
对安全农产品而言，本身种植养殖成本高，价格相应要贵。（1）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体系是一套完整的法律设计，更多的是对农业生产者义务和责任的规范，如果在法律实施过程中不注重与其他制度的结合，不注重与农业生产者权益的结合，同样存在制度风险和难以真正实现的窘境。而以普遍联系观点来看，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法规真正得以落实，产生一定法律实效，其功夫不在法律法规本身，而在法律实施所依托的社会环境。而新型配药器械价格较高，农民不容易接受。
另外，农民专业合作社还是政府监管的最佳合作者。在中国传统社会，人们早就发现团体责任是保证个人信用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因为一个人必须生活在由家庭、亲戚、朋友、同乡、同行等各种社会关系编制的社会网络中，如果一个人失信或犯罪，其他的关系人要承担连带责任的话，则关系人对失信人或犯罪人的监督必然加强，而这种监督不需要政府投入，且最为迅捷实效。
然而，农民作为一个理性经济人，在进行农业生产时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农产品安全。为此，西周时有乡遂制，春秋时秦国和后来的秦朝有著名的什伍连坐法，宋开始推行的保甲法在明清时得到大力推广，直到民国仍受推崇。
现在消费者安全意识很强，十分关注食品中农药残留、兽药残留、有害物质添加等问题，但大多数消费者安全意识尚没有转化成购买力，人们在消费时主要考虑价格因素，绝大多数消费者可以接受的是在同等价格条件下的安全性。农产品质量安全不仅是生产者责任，同时也是消费者责任。
其次，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实施应当与培养安全农产品消费习惯相结合。首先，监管不可能触及到农业生产每个角落。试想，一个村庄所有的养牛户组成一个专业合作社织，如果一户养牛户的鲜奶中被检测出添加了有害物品，则整个组织所有的鲜奶都将被拒收，其他养牛户能对添加者不理不睬、听之任之吗？他们之间能不互相监督吗？处于人情世故、生活环境、自身处境的考虑，添加者还敢添加有毒有害物质吗？如是，不需要监管，当然没有巨大的监管成本，养牛户就能自觉维护食品安全。进入专题： 农产品 质量安全 法律 。
我国农民收入普遍较低，一来从生产成本角度考虑，他们不愿意使用高价低毒农药等农业投入品，更倾向于使用低价高毒农业投入品。时至今日，我国奶粉业仍然举步维艰。
消费者协会应将消费者组织起来，将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关注转化为现实的购买力，预先通过农民经济合作社支付给农民一部分生产费用作为定金，并对生产过程监督，支持农民生产安全农产品。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实施不能过于依赖政府监管，只有将规范农民生产经营行为与农民权益保护结合起来、注重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法律实施中的依托作用、培育安全农产品消费习惯、从制度上提供安全农产品消费保障，才能使法律从规范具体化为人们具体实践行为，取得法律实施实效。
实际上，现在的许多食品安全事件最早就是由消费者揭露的。就社会治理而言，应当注重发挥各社会主体在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中作用，特别是应当注重发挥生产者和销售者的自律和内部监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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